虽然有很多证据证明，精神科重大疾病长期未接受治疗的话，会有相关后果，但是大部分临床医生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评估工具，去确定精神症状的减弱或者出现。
考虑到成本与训练和管理有关系，有些面谈式的评估，比如精神障碍风险综合征（SIPS）结构式访谈，在临床上应用不是很广泛。用低成本、简单的方法去确定高风险的个体，是我们做预防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的能力。
美国巴尔摩的县马里兰大学，心理学院的Emily Kline和Jason Schiffman针对精神障碍风险的筛查的研究做了综述。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呈现一个全面的综述，介绍用自陈报告作为精神障碍的“筛查”形式。文献检索包括34个研究，其中在临床高风险评估草案中，作者用自陈问卷作为第一步的筛查。
每个筛查工具的信息都包括心理测量数据，在文章中会呈现出来。精神障碍风险筛查已经应用在不同的样本中，来确定评估的目标，临床上筛查样本、以及招募对研究感兴趣的参与者、评估症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筛查工作的焦点是减少精神病性症状，用不同的患病率验证一个可靠的构想，帮助确定总体人口样本。
筛查的实施是帮助确定总体人群，这样随着时间的进行，可以确定充足的样本，可能符合CHR标准和精神障碍的筛查。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建立可靠的标准和筛查临界值，作为评估分数，来筛查出可能的高风险人群，因为通过总体人群和设置来筛查似乎是不可靠的。
1.引言
我们已经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长期未接受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身上。对有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来说，这作为一个潜在的可更改的预测因素，影响了各种各样有意义的结果。
在疾病的早期进行鉴别和干预，似乎有最大程度的治疗效果，也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Marshall et al.，2005）。
减少精神障碍未接受治疗的持续时间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发现精神障碍的“前驱症状”，在患者出现症状的前几个月或者几年可能就出现了，。
已经有很多工作，研究了精神障碍前期或者“临床高风险期” （CHR）识别和疾病治疗。
对于那些进行相关性研究，而不是单一过程研究的研究者来说。
面谈式的测量，例如精神障碍风险症状结构式访谈（SIPS；Miller et al.，2003），和高风险精神状态的综合评估（CAARMS；Yung et al.，2005），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常用的风险标准。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些测量工具在一些环境中不适用，只能在特定设置中使用。访谈的目标是CHR的状态，这个过程很长，并且临床医生必须接受训练才能熟悉访谈的结构、评定量表和诊断标准（McGlashan et al.，2010）。
我们要发展简短的、操作简单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可以应用在临床，为那些易患精神障碍的人群，建立和宣传循征医疗工作的关键第一步。
简短的自陈量表有潜力筛查出总体人群中的患者，并且可能帮助我们筛查出更多的CHR患者，而不是通过临床医生或者自我转诊，来到专业的治疗过程中，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解决了CHR研究过程中确定样本的挑战。
尽管，面谈式的评估似乎能够确定，团体中不寻常的临床损害，以及大体上发展成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性，大部分经过SIPS或者CAARMS为基础的CHR标准筛查的人，都不会发展成精神障碍（Fusar-Poli et al.，2012）。
通过明确它的特征性症状，以及关于未来精神病理学代表的，有预测性的广泛目标，改善CHR的结构，将会形成并且增加对这个人群治疗的选择性。
初步的证据表明了，筛查工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去确定并且招募高风险样本；通过筛查招募样本，可能会更加“真实”的前驱症状（例如，转变的可能性更大）。
相对的样本是，通过更特殊的相关程序选出的样本（Rietdijk et al.，2012； van der Gaag et al.，2012）。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已经发展了几种简短的自陈报告工具，来评估发展成精神障碍的风险性（Klineet al.，2012）。
其中有一些测量方法，内容的焦点是减少症状的构想，比如，不寻常的认知和感觉，困境、情感困扰、迷信的信念或者变态的多疑想法（比如：Heinimaa et al.，2003；Ord et al.，2004；Loewy et al.，2005）。
这些量表与先前反复使用的自陈量表不同，设计的目的是评估患者精神障碍史的（例如，威斯康星州分裂型量表，分裂型人格问卷； Raine，1991； Kwapilet al.，2008）。
因为，现在更多量表的构想是，倾向于预测CHR状态，而不是测量“分裂”这个特点。
为了这个目的，已经有的测量工具有SIPS、CAARMS、分裂焦点的访谈、以及DSM障碍的结构性临床访谈（SCID）、儿童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访谈提纲（KSADS）。
这些强调建立临床实用性（也就是，预测精神障碍风险状态，或者转变成精神障碍），而不是形成特定疾病。（Liu et al.，2013；Cicero et al.）。
我们使用不同“金标准”测量方法，经过对精神障碍风险的构想有效性的研究，也反映了多元的设置、文化、目标人群、以及研究人员使用CHR筛查提纲的目的。
当前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形成到目前为止，精神障碍相关筛查工作的系统性综述，目的是，巩固这个领域筛查方法和策略的可用信息。
通过确定这个信息，我们希望确定成功的方法，来进行精神障碍的筛查，以及发现当前方法和领域的局限性，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2. 方法
2.1.研究方法
本文的文献检索方法是系统性的文献查阅，使用的是PubMed和心理学文摘数据库，确保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所有用自陈量表去评估精神障碍假定风险的研究，都被包括进来。
这些研究没有限制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或者临床症状。数据库搜索到最近的是2014年8月8号的文章。
我们选择了以下搜索条目，并且随后与布尔项（Boolean term）中的“和”相关联。
（1）“前驱症状”或者“有前驱症状的”或者“精神障碍风险”或者“临床高风险”或者“极端高风险”或者“减弱精神障碍”或者“早期基本的前驱症状状态”或者“次要精神障碍症状”。
（2）“筛查工具”或者“筛查”或者“屏蔽”或者“自我报告”；（3）“精神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
包括参考文献中列出文章，也包括经过评估确定的，在文献检索中可能没有检索到的其他相关研究。
2.2. 合格的标准和研究的选择
如果文献符合以下标准，就会包括在系统性综述中：英文能检索到、原创性研究、有研究者使用的筛查工具的名字、提供测量结束后关于筛查样本分数的比例数据，或者筛查样本符合CHR访谈标准的比例数据。
仅仅报道了自我报告测量筛查分数离散型的文献（比如，Müller et al.，2009，2010），没有包括在这篇综述中。
2.3. 数据提取
每个涉及到的文献中，研究中的特性说明如下：选择筛选工具、在哪个民族进行的研究、筛选参与者的数量、选择参与者的方法、筛查结果是否与更深度的评估作了比较（如果做了比较，所使用的评估类型）。
还有，“阳性”筛查结果的临界值、基于诊断的访谈筛查敏感性与特异性、筛查结果相关的结论。作者分别阅读了这些研究，并且提取出信息。其中矛盾很小，并且通过一致性的讨论解决了。
3. 结果
本研究从心理学文摘中检索到121个研究，从PubMed检索到131个研究。参考文献包括了其他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被检索到，可能有潜在的可用信息。
这篇综述中有35个研究符合2.2部分的标准。这些研究一般被分为三种类型。有效性的测量研究包括详细地对比筛查结果，作为一个金标准，评估精神障碍风险性状态（比如，Loewy et al.，2005）。
第二范畴包括“现实世界”，使用筛查工具发现有症状的个体，进行临床转诊，或者为那些对研究有兴趣的个体进行CHR研究（比如，Quijada et al.，2010）。
第三类研究中，使用问卷调查，不是进行筛查，而对一个特定的样本群体，用其他人口统计学或者临床协变量，进行检查精神障碍风险症状的离散型分析。
如果最后一类研究的作者也报道了“筛查结果”，我们也会进一步考虑（就是说，有多少参与者是“阳性”筛查结果，以及这些筛查结果是如何与临床联系起来的。例如：Kobayashiet al.，2011）。
所有这些研究包括了13中不同的测量方法，作为测量精神障碍风险的筛查工具。所有的工具都用了自陈量表（与临床上医生或者父母为主的列表完全不同），除非另有说明。
4. 讨论
4.1. 回顾筛查相关的研究
系统性综述确定了13种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自14个国家的研究，目的都是确定个体患精神障碍的临床高风险性。
研究根据更多的经验型访谈方法，对比了CHR/精神障碍诊断的筛查结果（比如，SIPS，CAARMS），报道了心理测量数据范围的广泛性。
根据设置、人口、测量方法、分数阈值、和金标准评估，敏感性范围是0.50 到1.00，特异性范围是0.10到1.00。
没有一个单一的测量方法，在两个以上的研究中，既显示了敏感性又显示了特异性，超过了0.07。
总体来说，考虑到我们预测临床诊断时，用筛查方法是不完美的，那些研究中，使用自我报告的分数，作为面对面精神障碍风险评估的替代者，应该解释为这个方法的局限性。
这些测量方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他们集中于阳性症状的改变，以及评估症状相关的高风险状态的范围。
尽管精神障碍前驱症状的特点是认知的、行为的、和情感的改变（Yung和McGorry，1996）。我们广泛地使用SIPS和CAARMS，强调了他们在CHR综合症评估标准中出现的阳性症状。
考虑到这里强调用阳性症状来确定风险性，我们在筛查的时候很少关注阳性症状的改变，就不会惊奇了。
（例如：简明前驱症状问卷[PQ-B]，修订版主要筛查工具[PS-R]，简明青少年精神障碍风险问卷[YPARQ-B]，爱苯德精神分裂症清单[ESI]）。
似乎也与以SIPS和CAARMS为基础的，可靠的诊断一起使用。有一些测量方法，比如：PROD筛查工具（PROD）和一般健康问卷（GHQ）包含了很多条目，是评估非阳性症状（比如：情绪和说面困扰）的。
虽然这样也获得了一些其他的临床关注，可能不太明确，以至于不能在SIPS/CAARMS确认的CHR患者，和那些非精神病性的情感障碍之间做区分。
大部分在临床评估研究中使用的筛查工具，是在帮助我们寻找人群和精神病诊所时，已经做到了这些。
个体生活在出精神病性团体中，为他们选择了一个“丰富”的团体，在那里他们体验最低限度的压力，或者功能的损害。
在一般的精神科治疗和心理咨询中，我们已经偏爱使用筛查工具，来分诊或者转诊高风险患者，让他们得到专业的评估。
当用作转诊到专业诊所的基本工具时，筛选工具正向的预测价值是39-53%，意味着这些工具在临床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筛查精神障碍高风险患者群体。
也可以筛查那些不相关的精神障碍或者行为问题（Bechdolf et al.2005，Lindgren et al.，2010；Niessen et al.，2010；Quijada et al.，2010；Ising et al.，2012；Rietdijk et al.，2012；vander Gaag et al.，2012）。
尤其是前驱症状问卷、PQB、和PQ-16已经获得了“实验室以外”的验证，他们的筛查相对较少使用实验测量。
相反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筛查普通人群，比如在学校、基层医疗和社区环境中，发现特异性很低（French et al.，2012；Owosoet al.，2014），并且普遍性不高（Razali et al.，2011；Kang et al.，2012）。
考虑到这个局限性，这些研究一般在筛查CHR方面很少有效。有可能需要很高的阈值或者更详细的条目，使得普通人群中的假阳性结果最小化。也就是说，在普通人群中，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可能太低，以至于不能筛查出来。
不同筛查工作的特定目标和环境，都会有合理的损失。一个招募信息的工作中，研究者希望确认每个可能性的案例都能够符合工具的高敏感性，甚至减少特异性或者在识别患者时整体降低。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临床评估中，极度需要设置，以及资源有局限性，我们需要一个高度特异性的工具，很快缩小可能的CHR个体之间的差距，甚至会脱落一些案例。
因为，研究结果考虑到由于样本不均匀，已经导致CHR的发病率以及适合的分数阈值前后矛盾，评估者在选择测量工具或者筛查阈值的时候，应该对环境敏感。
4.2. 评估CHR的患病率
有些研究使用了两步式的筛查，以及访谈程序，用一个可接受的金标准评估CHR的状态（也就是，CAARMS或者SIPS），在这些人群中评估CHR的患病率。
在未选择的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很多研究评估出来的CHR患病率是4–5%，而且很一致（Lindgren et al.，2010；Ising et al.，2012；Jarrett et al.，2012； Rietdijk et al.，2012；vander Gaag et al.，2012；Zhang et al.，2014）。
研究者在青少年和青年人群样本中，进行筛查和访谈，评估出的患病率是1% （Kang et al.，2012；Chung et al.，2013），3% （Chen et al.，2014），和4%（Owoso et al.，2014）。
不考虑参与者在SIPS/CAARMS评估之前是否经过证实的筛查（Loewy et al.，2005；Niessen et al.，2010；Granö et al.，2011；Kline et al.，2012；Mossahebet al.， 2012）。
毫无疑问，这些样本中的参与者，被转诊到了专业的精神障碍评估中，他们有更高的CHR比例（33–51%）。
尽管这些研究没有描述CHR的流行病学，并且因为假设阴性的筛查是查“真正的”阴性症状，潜在的低估了患病率，这些数据可以证明CHR评估和治疗服务的实用性。
4.3. 有效筛查的标准
通过疾病的实际患病数，临床医生必须考虑类似的疾病，我们用筛查和得出的标准，是为了确定筛查方案是否符合特定群体的发病率，并且有没有可能减少发病率。
为了这个目的，这篇综述中“有效筛查的十个标准”（表-1），为任何筛查机制的注意事项提供了有价值的综述（Obuchowski et al.，2001）。
表-1 十个有效筛查的标准（来自 Obuchowski et al.，2001）
1. 疾病有严重的后果
2. 可检测出临床前期高流行性
3. 筛查工具测量出一些前驱症状
4. 筛查准确度高
5. 在临床临界点之前筛查疾病
6. 筛查几乎不会引起发病率
7. 筛查是大众负担得起的，并且可以接触到的
8. 有治疗方法
9. 在筛查期间进行治疗，治疗更加有效
10. 治疗风险小
尽管这个标准清单不一定相近，但是这个标准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启发式搜索，在筛查精神障碍风险症状时，检查潜在的利弊。
考虑到目前为止的文献中，精神分裂症和相关疾病治疗的花费和治疗时间长，很明显精神障碍与稳定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关（Saha et al.，2007；表-1中的标准1）。
大部分发展成精神障碍的个体，经历了一个可识别的前驱症状阶段，这已经被描述并且编写出来，形成了当前高风险识别的标准（Fusar-Poli et al.，2013； 标准2）。
大量的研究综述强调了一些问题—以及潜在的解决办法—关于目前的筛查工具和程序（标准3和4）。
干预研究使用了认知行为治疗（Morrisonet al.，2007；Hutton and Taylor，2014； Okuzawa et al.）和药理学治疗（Stafford et al.，2012；van der Gaag et al.，2013）。已经表得到了一些证据，用来检查和处理临床高风险状态（标准5和8）。
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为CHR人群建立安全有效的干预方法，形成相对标准的治疗方法（标准9和10）。最后，尽管考虑到病耻感和临床负担，造成了标准6和7的挑战。
但是一些研究表明，一些筛查过程成功的解决了这些可能的障碍（例如，Quijada et al.，2010；Bechdolf et al.，2012；Jarrett et al.，2012；Rietdijk et al.，2012；van der Gaag et al.，2012）。
这些标准帮助我们强调了当前知识存在的问题，为了进行有效的筛查，这些问题必须处理。
4.4. 当前综述的局限
本文代表了快速扩展的研究领域，并且这个主题有很多局限性，它排除了精神障碍风险筛查工作最终成功或者失败时，任何宽范围的结论。
第一，很难比较在设置或者人群中单个筛查工具的使用。考虑到这些差异，以及这篇综述中所提到的筛查研究的不同目的，在每个研究环境中，我们应该考虑筛查工具的有效性。
第二，对工具本身来说—包括工具的内容、题目的数量和阈值分数—非常广泛。第三，很多研究中，研究者也评估了与“金标准”相反的不同心理测查工具。
最后，这篇综述中很少有研究包括长期随访研究数据。筛查后的长期随访研究会帮助确定筛查工具的范围，这个范围中筛查工具可以选择出那些人群，随着时间的进行，他们发展成精神障碍的可能性大。
4.5. 研究的未来方向
在人群和设置中，最理想筛查阈值的不稳定性，对筛查工作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个差异性可能是因为广泛的设置中，当地文化的不同、发展的不同、以及临床严重程度的不同。
在大样本中，筛查工具的使用对形成文化—发育—感觉标准至关重要。不考虑标准的数据，以及对不同人群的敏感性的话，很难决定是什么形成了临床上有意义的评估。.
除了最初探测和诊断的目的，未来拓展循征医疗服务，我们也需要工具进行疾病的监控。进一步的对照试验要研究潜在的干预方法，去防止CHR患者中的精神障碍。
目前强调临床实践指南经常进行临床监控，发现精神障碍症状的恶化或者转变（Fusar-Poli et al.，2013）。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进行简短的自我报告评估，来监控临床状态的日常变化（Lambert et al.，2003），但是，没有任何确定的工具评估精神障碍症状的好转。
最后，这个综述没有列出精神障碍病耻感的问题，这可能深深地影响了筛查工作中的风险和获益的比例。筛查工作是不是为那些需要进一步评估的人造成了压力，或者让一个人对自己精神健康照顾提供者的信任感降低。
似乎在设置和文化中的范围很广。用更广泛的临床评估方法去评估精神症状的好转，可以帮助减少病耻感，这可能是精神障碍的筛查工作出现（Thompson et al.，2013）。
我们没有进行患者对精神障碍风险筛查的认知研究，但是，这应该在心理测查工作中考虑到，并且考虑成本问题。
4.6结论
有效的筛查使得临床上精神障碍高风险的个体认同性比较低，无论在普通人群中，还是那些初次与精神心理健康接触的人。这个系统的综述包括了34项研究，报道了精神障碍风险的筛查结果。
尽管筛查工具已经成功应用于确认高风险案例，没有一个筛查工具可以在所有的环境和人群中，可靠地预测面对面评估的结果，比如SIPS和CAARMS。
对规范和评估分数提高的进一步理解，也考虑到了，如何使筛选工作的成本和耻辱感最小化，这会帮助改善现有工具的有效性。
目前为止的研究指出，在特定人群（寻找帮助）中，对于那些可能从更多的专业化、临床-管理评估中获益的人，筛查似乎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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