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期抑郁是如今引起产妇及新生儿发病率、死亡率增长的一大原因，20% 的产妇死因为自杀。
除了对产妇自身造成严重影响外，产妇的心理压力同时也会影响胎儿的健康成长、影响子代的长期健康、降低子代的生存寿命。因而，产妇心理健康开始受到重视。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在围产期抑郁的干预和预防中声明：临床医生应建议围产期妇女在怀孕期间和产后接受心理咨询干预。
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的 Katherine 学士等研究者对围产期抑郁预防相关指南和系统评价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在 2019 年 2 月发表于 JAMA Psychiatry。
USPSTF 的声明将重心放在存在抑郁风险的围产期妇女，而不是已患抑郁症的妇女。抑郁风险包括临床和社会环境因素：个人或家族抑郁史、遭遇过躯体或性虐待、意外怀孕以及妊娠并发症，生活压力和社会资源的缺乏也会增加围产期抑郁风险。其中风险最大的因素为：曾有一段大于五年的抑郁史，该因素增大了近乎 3 倍的围产期抑郁风险；曾有四段或以上抑郁史的患者，也会增加 3.6 倍的围产期抑郁风险。此外，统计发现 55% 的育龄期女性生活在贫困状态中，20% 曾经历过儿童期性虐待。
除了临床和社会环境因素，研究者认为生物标记物可以提高抑郁风险预测的准确性，其中包括基因、内分泌、生物化学、免疫，以及生物标记物的颅脑磁共振成像。Osborne 等研究者认为，围产期抑郁是由不同基因的表达和表观遗传对妊娠期激素改变的敏感性造成的，目前发现的高危基因有 HP1BP3 和 TTC9B，两者可影响突触可塑性，从而影响信号传导通路，与抑郁症的病因密切相关。生物标记物的发现对围产期抑郁的靶向性预防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已有一些临床随机实验证明了某些项目的有效性，如 ROSE（伸出手，保持坚强，成为新生儿妈妈的要领）——一项面对低收入和不同种族妇女的人际心理引导式治疗项目。还有如「美国健康家庭」的家访项目，主要由准专业人员上门服务，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和一些附加理论进行干预，可以满足孕产妇庞大的人口数量需求。此外还有「协同医疗」在全州范围提供支持服务，例如为曼彻斯特妈妈们服务的 MCPAP 等。
研究者认为 USPSTF 建议的抗抑郁药物优先使用是有必要的，然而目前仍然缺乏有关安全剂量和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怀孕导致细胞色素 450 同工酶（CYP3A4，CYP2D6 和 CYP2C9）的缺乏对药效的影响、CYP2C19 的降低对药物毒性减轻的帮助作用等都是未知的，这些都需要考虑在药物的使用过程中。除了用药方面以外，国家政策和经济的支持在围产期抑郁的预防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