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医生的幸福感来源于患者病情的好转。但是，如果医生自己顽疾缠身，心理健康岌岌可危，他们将何去何从呢？近日，来自哈佛医学院BIMC精神科医生Adam P. Stern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读来令人动容，下面是文章的详细内容。
最近，一位患者向我哭诉他在两个月前失去了心爱的人，那种痛苦无法估量。我努力集中精神去倾听，但没有任何感觉。我一直很喜欢这个病人，对我来说，在失去至亲的问题上与患者共情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病人责备我在最后时刻没有陪在他身边，我也可以表示歉意，但我的话并非出于真心。
对我来说，精神病学实践一直和同情相关。虽然精神药物、精神治疗对我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如果我没有和我的病人产生情感的共鸣，那么其他的事情将无法实现。但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年1月，我被诊断出患有3期肾癌，预后尚不清楚，很可能我会死于此病。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尝试过好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我发现生活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我的疾病导致我经常毫无预兆地休假，工作时间也变得混乱。精神疾病的治疗需要医生与患者完成默契而复杂的配合，这好比芭蕾舞者完成一场盛大而精致的演出。虽然我的患者可以勉强应付我的缺席，并以各种方式回来随访，但我仍在担忧，自己的状态能否恢复如初。我从没想过，自身的健康会对精神科医生行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在某些方面，我的表现已经很明显不如从前。就像我病人的至亲去世一样，有时我很难对此类事情产生共情。患者所面临的在他们看来是巨大困难的事情于我而言已不再重要。失业、婚姻危机、人际冲突等等，病人经常带着这些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到办公室咨询我，但我对每一个问题的回应都几乎是相同的：但你仍然拥有健康。
虽然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但我相信我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与我患病前的是一样的。我相信我能把它伪装得很好，但我并不想成为的这样的医生。有时我的脑海中会突然出现一些毫无同情心甚至是刻薄的想法，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让它们流露。因此，对于一些预约时间刚好合适的病人来说，我好像从来未离开过。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很擅长在逆境中找寻希望，而我目前正在接受自己的心理治疗，试图在一个似乎只有恐惧和焦虑的世界中找到平衡。我审视内心，告诉自己癌症带来的变化也许是生活赐予我的礼物，我可以在专业方面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也由此获得前行的动力。
我查遍专业书籍，试图弄明白那些即使生活得很好却仍不满足的病人；而现在我更加理解他们，也知道了不相信任何积极的想法，会导致一个人失去所有生活的激情。我曾在教科书中接触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却始终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偏执到认为每一个细微的改变都充满着威胁，而厄运时刻高悬于头顶；直到我自己因为癌症经历了这种类似的强迫性行为，每次疼痛袭来，都坚定地认为癌症又复发了。
我只希望这些经历可以给我一个更真实的同理心的基础，有朝一日，它会转化为我对患者更好的照顾。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病情否意味着我必须要停止工作了。但是，当时的几次谈话治疗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投入与病人的交流，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的病情，我就又恢复了信心，相信起码在短期内是可以做的更好的。也正是这些与患者的互动让我坚持了下来。希望未来会更好，自己也算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癌症。
